家族庞大，来参加葬礼的人，远亲近亲，内亲外亲，认识的不认识的，超过百人。我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按家乡习俗，葬礼之后要开席。席要开在自己人家里，叔伯还有几个堂兄弟都住在村里，一家分几桌，就安排了。村里用的桌子都是传统的八仙桌，一边两个共坐八个人。
因我是孙子辈，这天的事情轮不到我来管，我就是按长辈的吩咐，跑跑腿儿，干体力活。所以整个葬礼的流程事宜我一概不知，就是机械地跟着走，让叩头我就跪下，别人哭我也跟着哭。到开席的时候，我还得负责去端盘子上菜，也因为这个，我才知道今天一共开了十四桌。
需要解释一下，我这天近似机械的表现，并不是在消极应付，更不是跟奶奶没有感情，相反我和奶奶还非常的亲，只是对于这一天，家族里所有的人多少年前都已有心理准备。准备的时间越长，这一天到来时就越麻木，结果早已经被接受，再发生时情绪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故意去表现反而显得虚假。
乡下人尤其奶奶这一代的，脑子里没封建观念的不多，像重男轻女。我是孙子，而且父亲因病在我小时候就过世，所以在几个孙子里，奶奶明显偏袒我，像我结婚生孩子时，奶奶都特地给了我大红包。
这种袒护尤其还体现在遗产分配上，就是奶奶住的房子。很早之前，奶奶在叔伯姑姑们都在场的情况下，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我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日后由我顶替父亲参与这套房子的分配。
房子据说是太爷爷传下来的，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北房五间，东西厢各三间。虽然年久失修已十分破烂不堪，但在城市不断扩张离村子越来越近，村民如果不是有适龄子女要结婚，已很难批下宅基地的背景下，这套面积可观尤其证件齐全的房子，自然就有了相当可观的价值。
葬礼之后，我就被叔伯们叫了去，商量四合院如何处置。说是商量，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只是我也是继承人之一，他们必须让我知道。
叔伯的想法都一致，房子不会有人去住，因为谁都不缺房子。最早时叔伯包括父亲都曾住在那里，但在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村里开始流行分家，结了婚的儿子都会单独盖房子搬出去住，传统的家族式大家庭土崩瓦解。所以多少年来，只有奶奶一个人住在那里。
伯伯说房子不能卖，因为现在不管是修路还是挖隧道，征用的房子都会赔很多钱，更不要说商业开发会赔更多了。
叔叔说房子也不能空着，当初因为这房子建在山上，离村子有点儿远，大家还都不太喜欢，现在看这反而成了好处，不然还真难租出去。
乡下的人很少有租房住的，四合院又在半山，虽然山不高最多算个土丘，但解放后整个村子都规划在山下平地上，我们这个四合院孤立在村子之外，如果是普通居住确实不是很方便。
叔叔又说，现在村里有人在自家开厂子搞加工，平时噪音很大邻居很有意见，地方也不够用，我们这院子能租给他们正合适。但是房子太破，房顶上的瓦碎了很多，阴天下雨时，外面是大雨屋里是小雨，房子又是解放前盖的，木头都烂了，现在想整修也很麻烦，只能推倒了重盖，正好按人家厂子的要求盖。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合理，如果闲着等开发修路啥的占用，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房子重建虽然需要一些钱，但租几年就赚回来了，叔伯们和我说这么详细，也许是担心我不肯出钱。
我爽快地答应了，说回去取了钱就送回来。
叔伯忙说不急，他们可以先垫着，既然我同意了，他们就抓紧时间办了。
我回到城里没几天，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让我赶紧回村里一趟。我问什么事，母亲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反正我必须得回去，到时再说。
我又匆匆赶回了村里。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我一路的种种猜测全部连边儿都不沾。真相是在重建四合院时，从屋子的地下挖出了一个箱子。
我到了伯伯家，立刻就看到了箱子，老式的木箱子，并不陌生，我家里也有，过去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箱子，是女方的嫁妆，通常也是用来装衣物。只是这个箱子是用樟木做的，比较贵重，而且里面的东西更贵重。
箱子上本来有锁，老式的铜锁，但想找到钥匙已没有可能，叔伯们便把锁锯开了，里面的东西却让他们大吃一惊，于是他们赶紧让母亲把我叫了回来。因为整个家族里的人，我算是学问最高的，不仅考上了大学，现在还在文化部门工作。而箱子里全是写着字的纸，并且装订成册，还有一本家谱。
我们算是大家族，而且祖上看起来也不是普通人，可却偏偏一直没有家谱，所以我们的家族史只能追溯到太爷爷，他是一名掌尺。
掌尺是过去的说法，就是泥瓦匠或木匠里的头头儿，拿着尺子负责掌握工程的尺度或尺寸，参照现在的工种，大到工程师小到技术员应该都能包罗了。
我们家之所以有祖传的四合院，也应该是太爷爷当掌尺的缘故，旧社会专门给人盖房子赚了不少钱，才能置办下这等产业。
但没有人知道太爷爷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当年岁数最大的奶奶，说她嫁过来时太爷爷就是家里辈份儿最高的人，她也从来没听太爷爷说起祖上的事，她曾问过爷爷，但爷爷说他也不知道，太爷爷从来不说他也不敢问。后来，还没到解放，太爷爷就过世了，想问也找不到能问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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