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良喝了一口茶说：“我们的人口计划应该是计划未来。

    一个人从出生到开始创造社会价值，需要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前二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规划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完全是因为现在的人口政策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走上那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老路。

    五亿的总人口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上限，但是，至少我们华夏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人口规模的。

    所以，我们不妨先制定一个二十年后的人口目标。

    比如，我们先把五千万人口做为我们未来二十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并围绕这个数量来进行人口规化。

    根据那个最佳年龄结构图中各个年龄所占的比例来计算，如果把死亡曲线设定为从六十岁开始的话，在六十岁之前，每年的最佳出生人口数量为七十万人，上下不超过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华夏国能够在二十年之内，把六十岁以前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控制在七十万左右。

    那么，在二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五千万的人口规模，而且，所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会接近或达到，我们先前所说的那个最佳的人口结构模型所表现的状态。

    对于现有的人口来说，只要新加入的人口，按照年龄段统计出来的数量没有超过七十万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加大这些年龄段的人口融入数量。

    如果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七十万这个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启动相应的措施，提高这个年龄段的人加入华夏国的门槛，以防止在这个年龄段产生人口高峰。

    而对于每年的新生人口来说，只要新生人口没有达到七十万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刺激生育，并且在出生人口接近这个标准的时候逐步取消刺激措施，以确保该年龄段的人口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

    魏民生听了吴光良的解释，说：“根据最佳年龄结构来制定人口政策，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只不过，有些措施听起来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可能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障碍。

    比如说控制生育这个政策，你要如何来保证每对夫妻拥有平等的生育权？

    如果保证不了每对夫妻都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必然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公平的社会生态，从而诱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你至少要拿出一个行之有效，并且公平公正的控制生育的办法，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探讨。”

    吴光良说：“我认为应该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个政策融合一下，并加入刺激生育的政策，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

    如果经过医学检查，发现某人有严重的遗传疾病，有极大的几率生育出存在缺陷的婴儿。

    我们就应该控制他们的生育行为，因为，如果他们生育的都是身体有缺陷的婴儿，对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对婴儿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这样的生育政策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

    经过这几年医疗技术的大力发展，国资部的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孕期检查的意义，减少了很多发育不正常的婴儿降生的数量，优生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