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榷眼中，世家大族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庞然大物，是根本无法抗衡，也是不能抗衡的，寒门出身的人天生就应该顺从他们，而不是反抗。
因为世家大族才是这个天下的真正的主宰，华夏大地几经纷争，最后还不是被联合起来的世家大族给稳定了局面，从结构上来说，世家大族的确是最稳定的组织，它的存在让华夏的稳定得到维持，势力得到平衡。
曾几何时，结构稳定的世家大族，就是华夏文明传承的基石，但是崔榷如何知道，现在，世家大族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毒瘤，从最初的捍卫者，渐渐的，已经凌驾众人之上，他们操控着大量权利，漠视民众的生死，让不公平愈发扩大化。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武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集中，让普通人根本没有发言权，所谓的未来美好社会，人人平等，只是梦想，任何制度都无法改变人性，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平白的让出自己的利益，让别人一起分享。
整体而言，世家大族的素质确实要高于寻常百姓，然而，他们占据了太多的生活资料，挤占了太多的生存空间，相比他们，平民百姓则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屋无片瓦。
如果世家大族的诗书礼仪，是建立在大部分百姓贫穷之上，那么，这种诗书礼仪便是不稳固，不光彩，不正义，不公平的，不要也罢。
但是传承数百年，这些不光彩的世家大族却依然存在，并且逐渐的演变成了所谓的权力家族化，这种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起源甚早。
三代行“封建”，分封的往往是自己的亲戚、族人，爵禄皆世袭，从天子、诸侯、卿大夫甚至到最普通的官职莫不世袭。尤其是西周“封建亲戚”，政治制度完全以血缘宗法为基础。
然而，“世卿世禄”也意味着任何一位官员的爵位都不能随便任免，天子不仅不能随便废除诸侯，甚至不能随便废除身边普通的工作人员，这对王权不能不是一个限制。
另一方面，爵位的世袭，还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这当然也是一种约束。
然而，这种制度最致命的局限，是容易导致诸侯兴起、地方割据，到东周时期分封世袭的弊端彻底暴露，随之而起的是长达五百多年的战乱。
应该承认，从战国游士的兴起到秦汉郡县的确立，是对权力家族化制度的沉重打击。人才的流动加大了，官员的选拔公开了，家族和背.景的作用削弱了。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权力家族化就消失了，相反，它以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因为当世袭不再，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提拔亲信的阻力小多了，当世禄消失，为官者就没了稳定感，依赖裙带的欲望强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郡县制虽然废除了世卿世禄，却废除不了世家大族，虽然从汉到唐，中央政府为完善郡县制作了不少努力，但门阀世族仍然控制着国家官员的选拔和任命。
如果说在西周，权力家族化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到秦汉以后，权力家族化则采取间接、隐蔽的方式。
汉宣帝掌权之后，曾下令将前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家族满门抄斩，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达数千家。
霍光本汉室重臣，功勋卓著，堪称忠良，但他长期专权，让自己的亲友一个接一个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又纵容家人占用皇室资产，聚敛无量财富。
故后世的司马光说霍氏之败是因为“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
而班固则用“党固亲连”四个字来形容霍光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可以说，霍氏之灭是郡县制下“权力家族化”的一个典型，类似的情形在后世几千年中从未中断过。
作为穿越者的薛琰对于士族文化自然知之甚深，其实早在南北朝之时，士族阶级就已经开始衰落，直到隋唐时代完全没落。
根本原因就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
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而且，农民起义，内部矛盾也加速了士族阶级的灭亡。
到了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可以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更是一举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第二十五章 世家大族（2/2）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