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会变的，魏征那能保证他推荐的人一生都不出问题，魏征也是从当时的朝局出发，本着有利于朝廷的想法，推荐出自山东之盛门的杜正伦和出身与关陇集团的侯君集为相，等于朝廷上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魏征则身为枢纽。

    从国家发展来看，魏征的举荐是有益于国家的，杜正伦和侯君集都有才能，特别是侯君集，此人立功颇多，但官位低，常有不满，魏征此举，就恰恰用对了侯君集。

    魏征的想法是好的，只可惜太宗皇帝却不能这么做，太宗皇帝主定的《氏族志》就是在明显得抑制山东士族。

    在贞观后期，太宗皇帝专门倚信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这一派对太宗皇帝是曲相谀悦，与“以谏诤为己任”的魏征相比，可是差得太远了。

    但那个时候太宗皇帝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克己励精、容纳谏诤、任人唯贤”的皇帝了，或者说是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封建帝王，都大多不过如此罢了。

    最后，也就是太宗皇帝为何会在魏征死后，作出那样疯狂举动的根本原因了，魏征毕竟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封建纲常伦理下，是以封建帝王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魏征身为臣子，多次直言进谏，显然是乱了伦理，犯了大忌。

    魏征得势受宠后，竟忘了自己与太宗皇帝曾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关系，他曾为隐太子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太宗皇帝的毒计若干条。

    太宗皇帝在玄武门杀掉李建成后，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尔阋吾兄弟，奈何？”

    魏征则从容说道：“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

    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且又死不悔改的魏征，太宗皇帝居然以政治家的风度和韬略“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可惜的是，随着魏征的日益得势受宠，他忘记了自己与太宗皇帝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是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

    魏征敢于面折廷争，有时弄得太宗皇帝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使太宗皇帝身上那种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神圣尊严”受到侮辱。

    史书上记载，太宗皇帝曾有一次在魏征进谏之后，怒道：“会须杀此田舍翁。”

    可见，太宗皇帝对魏征的不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明君形象，太宗皇帝只能忍着。

    但是，魏征却引以为荣，经常这样不懂得变通得去搞，太宗皇帝对他的反感也不是没有的，毕竟身为皇帝的宽容是有限的，而魏征的犯颜是无限的。

    尽管魏征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始终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但魏征的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他的这种品质，为大唐帝国的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

    可是魏征也摆脱不了封建的束缚，只能随着历史的真正面目，起起落落，魏征越位荐相犯了太宗皇帝心之大忌。

    薛琰在考证后分析认为，在太宗皇帝心目中，因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唐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唐太宗大忌。

    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太宗皇帝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

    在十几年的御前生涯中，魏征先后进谏二百多条,“事有必犯，知无不为”，魏征进谏的二百余条奏言，多被采纳并付实施，魏征还将这些奏疏交给史官，或许按照魏征的想法，这是留给后世作政治经验。

    但是，太宗皇帝作为封建帝王的局限性，使得他不能这样想的，如果魏征是想显示自己为大唐帝国繁盛所做的贡献的话，就是明显在和太宗皇帝对着干，因为治国的功劳，并不是一个人的，即便是要分，也应该太宗皇帝拿大份，魏征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有些不明智了。

    诸般原由，最终让太宗皇帝在魏征死后，做出了停婚毁碑的报复举动，薛琰前世每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虽然心中会为魏征感到惋惜，但也觉得，魏征死后有此下场，也属于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