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看罢，盯着那句“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心道你自己信吗？

    无非是担心事情不成，武家制度崩溃，又没有完成统一削藩的大业，以至于退路都没有了。

    这就是标准的干大事而惜身，老琢磨着留退路，可现在不是你想退就能退、想不往前走就不往前走的。

    真要是大搞节俭令之类，收拾完南洋的荷兰人，一看日本这边的贸易量没有巨额增长，肯定还得再打一顿，那时候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这又何必呢？

    不搞节俭令，不用行政手段控制贸易量，那武家制度必然崩解。

    心道反正由着你折腾，真想折腾，不折腾个几十年，两三代人，是折腾不明白的。两三代人之后，时代早就变了，到时候大顺的工业，就巴不得去掉武士阶层，有个更广阔的日本底层市场。

    日本既不像印度只是个地理名词，至今还没有早期的民族意识；又不像印度气候适宜耕地众多，是大顺周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棉花、靛蓝的原材料基地。资源也缺乏的很，这就不适合作为一个原材料基地，搞正统殖民统治。

    这时候见德川吉宗还在琢磨着退路，刘钰也直接亮出了獠牙。

    “此事，不在于将军，而在于天朝不允许将军往后退。将军若想留退路，天朝的货物如何卖的多？那这一仗不就白打了吗？难道将军真的想让天朝再打一次，或者扶植一个新的、更喜欢拿关税和专营贸易之利的幕府将军？亦或是想着各藩自由与天朝贸易？”

    咄咄逼人的笔锋之后，是江户海面上的巨舰大炮。面对这样的屈辱，四周并无外人，德川吉宗知道大顺不可能允许他还有退路，只好询问密约的内容。

    即，幕府到底要答应大顺什么条件，大顺才能保证德川一族的统治，保证日后德川削藩时候大顺不会反对。

    这些不可能明写在条约的内容，也正是刘钰这一次同意和德川吉宗见面的理由，他可不是来和德川吉宗辩经、谈国家之所以存亡到底在强弱还是道德的。

    密约的条款，也没有多复杂。

    先是大顺这边出人，在五处商埠处，协助日本国办理海关，检查关税。

    明确关税之后，上岸且缴纳了关税的货物，沿途不得再加任何的税种、厘金等等类似的东西。

    大顺为幕府提供一批火器和几艘军舰，当然是花钱买的。作为回报，幕府要出人，协同大顺的官方人员一起，完成日本国国土的勘探和绘图，以示服从。

    幕府不得出台节俭令之类的条款，也不得禁止商人前往开埠地贸易，更不得硬性规定商人所用的货币种类。

    是元文钱、还是享保钱，亦或是更早的金银钱，大顺这边的商人，会和日本上古商定兑换数量和含金银比例。

    幕府也不得禁止大顺海商和日本国的金银兑换商人进行交易，幕府不得硬性规定金银兑换比，一切由双方商贾进行协商。

    在涉及到大顺商人在日本犯罪的问题时，由大顺驻派长崎等地的办事人员，会和幕府的商埠奉行，一同办理。

    幕府不得私自与西洋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一切与天朝体系之外国家的交流活动，必要汇报京城，由京城出面进行交流。

    幕府有义务维系锁国体制，除五处开埠地之外，如有各国商船私自前来贸易，尽数击沉、捕获。

    如朝鲜、安南等国的船只，“漂流”到了日本，应尽快送往长崎，由大顺这边将其护送回国。漂流至日本的船只货物，可归幕府所有，若朝鲜国对此有疑问，由大顺朝廷出面协调。

    稻米、小麦等粮食，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关税应该全免。两国应互通有无，以利百姓之无饥。

    为低调处置萨摩藩，以及监视萨摩藩日后不再侵琉球，大顺要在萨摩用一块地，天朝驻扎一支军队。地钱由大顺出，由幕府出面，调换转封为幕府直辖，再借给大顺，只是没必要传的沸沸扬扬。

    大体上就是这么几条，总结起来无非就是金银套利、朝贡藩属无主权、关税货物下船不增税、禁止“殖民地”之间绕开宗主国私自贸易，以及卡在萨摩藩和琉球之间，监视西洋人来日本的必经之路。

    因为贸易顺差，美洲、欧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地涌入中国，所以导致中国的金银兑换价从二三十年开始逐渐下跌。而日本因为白银外流、黄金产量不低，都使得金银兑换比值很高，使得大顺的海商完全可以靠金银差价，数年之内把日本的金银价榨到大顺同等水平。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是涉及到上千万两白银的大利润，换言之十万吨吨位的海军，自是要仔细和德川吉宗谈清楚的。

    日本有奇葩的关东用金、关西用银的货币习惯。东部惯用金，最先感受到冲击的，肯定是德川氏直辖的领地，这事儿要不说明白，一年之内德川氏肯定要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