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对法国的教会统治，伏尔泰称赞雍正治下的满清，【只有古罗马人比得上】。
为什么呢？因为雍正怒斥了传教士，遏制了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
而伏尔泰，是反教会的。为此，可夸。
总之，这种前后矛盾的话，比比皆是。
前一秒还“中国根本不会使用大炮”、下一秒就是“有大炮的汉人打不过环境塑造出民族性格的满人”；前一秒还是“野蛮的鞑靼”、后一秒就是“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
中国这个工具人，极其完美。
比英国更远。
普通人很难触碰到，无法揭穿真相。
比英国富。
人都有慕强慕富的心理，人家那么富，一定什么都是对的。
比英国更不容易被法国人反感。
法国和英国是世仇，法国人即便渴望启蒙，却如同后世吹日一般，中国人总会对吹日有天然的反感。
比英国更神秘。
普通人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可以自己抡圆了夹杂私货，把自己幻想的最美好的制度，加上这个理想国上。
最最关键的一点，中国这边也信“上帝”，而不是绿教、也非祆教等等烂七八糟的、欧洲人已知的宗教。
至于是真的不知道“此上帝”非“彼上帝”、还是知道装作不知道、亦或是真的不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其他民族还在偶像崇拜的时候，中国人便真正认识了上帝……历代王朝在诏书上，都会说：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
比起用那些异端、异教的国家作为理想国，这个“认识了上帝”的中国，更适宜让老百姓认可。
于是种种条件下，中国成为了西方启蒙运动骨干们最喜欢的理想国。
不只是伏尔泰喜欢把中国当成工具人。
同时代的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人，也都很喜欢用这个近乎完美的“工具人”。
真的、假的、理想化的、只言片语的、曲解的、穿凿附会的……串在了一起。
瑞典人为了要监察制度，说唐帝国就有人民监察制度。
伏尔泰为了要君主立宪，说明清就是君主立宪，皇帝没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
重农学派的杜邦，出版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将出版地写为“出版于北京紫禁城”。
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学习中华天子，在春天扶犁行“演耕”之大礼。
这倒可以理解，但转身就说“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表率”，借此希望法国政府放开任何的经济管制，自由放任——无为而治，才能像中国一样富庶。
后世看到“重农学派”这四个字，可能会像见到“诸子之农家”一样，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个种地的。
但实际上，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只向农民征税，废除一切工商税，实行完全的放任自由”，目的是反对法国的一些经济管制。
这倒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是旧的那一套确实已经走不通了，而新的那一套还未确立起来。
和大顺这边一样，都处在一个破而不立的状态。
大顺可以追述“三代之治”，其实欧洲也可以追述“地上天国”。二者单就理想化的意义上，并无区别。
只是法国的启蒙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地上天国”本身，就是封建压迫的帮凶，要毁灭旧的一切，就不能以复古的口号向前走。
于是，在这个时刻，东西方，尤其是中国和法国，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走到了一条路上。
热衷于描绘“理想国”的法国人，幻想着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三代之治”，打着“三代之治理想国”旗帜，走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把压迫了千年“地上天国”的欺骗，砸的粉碎。
砸烂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上帝即自然，自然即理性。
热衷于“以史为鉴”、“追述先贤”的东亚，没办法也不可能说天朝之外还有一个“理想国”。
于是喊着“复古”、“古儒”、“打破程朱、始近孔孟”的口号，高举“三代之治理想国”的复古大旗，艰难地寻找一条往前走的路。
只有先砸碎腐朽教士、地上天国的幻梦，才能真的建出来地上天国、山巅之城；只有先砸碎腐朽士大夫、三代之治的幻梦，才能真的复归三代之治、民本君末。
法国人设想的“砸碎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与大顺这边古儒一派设想的“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其本质并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圣母也好、程朱也罢，曾经是先进的，而现在成为旧时代苟延残喘的图腾和遮羞布。
而大顺，就卡在“砸碎”这一步上了。
当地上天国已经成为教士压迫腐朽的帮凶时，法国人可以引来外部的中国做工具人。
可当三代之治已经成为腐朽教法化的儒教而非儒学的帮凶时，大顺这边作为天朝，在没烂到不可救药从全面自信到全面自卑的时候，不可能从外面找一个理想国，那又怎么先砸碎呢？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破而后立，方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延其神魄。
其实这条路，不管是“理想国”还是“三代之治”，古希腊先贤和先秦诸子们都已经尝试过一次。但生产力不达标，两千年前，两边几乎同时失败了。
现在流传到欧洲启蒙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只是先秦诸子的遗魂。却不是真实的、自宋而后的理学教法化后的封建专制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