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看的都是两千年前的经书，那么谁复古，谁就最儒。

    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士绅也是看过北派复古儒的书籍，忙道：“鲸侯却是说笑了。自秦开阡陌、破井田以来，土地私有，父死子继，这就是千年来的规矩。佃租永佃三十年赎买之说，实在是北边的那些儒生不懂，胡言乱语，皆为妄言。如此一来，与抢劫何异？这不是助长天下风气败坏吗？”

    “佃租之事，你情我愿。非是逼迫，若是嫌贵，自可不租。这等你情我愿之事，实不该管。”

    “若如此办，是劫富户之财，必使天下大乱。”

    “我等所求之事，不过是禁止稻米进口，为小民苍生求一生路。如此，国家不会动荡、社稷不会危及，只消朝廷一纸明文，便可消弭小民之怨气。”

    “治大国，若烹小鲜。岂可行激进之政？”

    “农为国本，商为民末。如今却叫商贾得利、小农艰难，恐非善政。一旦动摇国本，这……”

    这老乡绅嘴上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心里其实也是真的有点忧国忧民的。只从道德角度上讲，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不一定就真的没有什么恻隐之心、仁义之念。

    不过，他们屁股上的封建地主纹章也确实擦不干净。

    这老士绅在松江府，不算是太大的地主，也就900多亩土地。

    而且还不是上海县的烂地、海边盐水地，而是松江的地。每亩地平均可以收八斗租子。

    每年的稻米租子，就有700多石。

    他还是挺有道德的，并没有诸如大斗进、小斗出之类的事，只是按照正常的规矩收租子。

    前些年，至少在他的印象里，刘钰开始折腾海外贸易之前，他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因为大量的美洲白银涌入，大顺的粮价从明末开始，出现了一波持续上涨的趋势。

    尤其是当年刘钰去日本送稻米换贸易许可证的时候，松江府也遭了那场波及东海沿岸的大灾，以至于大米最贵的时候，达到了4两6钱银子一石。

    这700多石稻米的租子，就是3000两银子。

    可是，随着大顺航海术的进步，天文学的进步，造船术的进步，以及大量的白银收紧进行投资，还有东北虾夷地区的开发、辽东铁矿京畿煤矿的投资、靠海产煤地兴办玻璃厂等资本转移等等等等缘故，这几年松江府的米价可是降低了许多。

    歌谣里说的“东洋麦”，实际上是辽东或者虾夷的粮食。

    南洋米，也不完全是南洋的米，有一部分其实是台湾的米。

    松江又逐渐挤占了广州这个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长江口地区还是试行漕米海运的出发地。

    这都使得松江府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粮价持续下降。加上朝廷对稻米进口免税的政策，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大米出现过一波七钱银子一石的低价。

    同样的700石租子，最贵的时候，能卖3000两银子。

    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只能卖500两。

    3000变500，任谁都会抱怨。

    这老士绅，又是个非常传统的正统乡贤。

    收入除了租子，就是放点高利贷。

    很正统，很老派。

    所以，松江府工商业大发展，各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老士绅认为这都是邪路，并不参与。

    收租和放高利贷，才是正统。搞工商业、入股投资，那是异端。

    于是，时代在发展，老人却跟不上，自然而然也就感受到了粮价波动给他带来的冲击。

    而且就算是给小农放高利贷，那也受到粮价的影响。粮价降低，佃农更加还不起贷款。

    还不起贷款，本来稍微有点地，也都卖了。除了一身力气之外，啥也没有了。到头来就是个债务奴隶，干活的收益也都归来主家。

    可粮价低，干活的收益就算全归了主家，那也没几个钱。

    这边搞粮食贸易的，都是大买卖人，很多都是领着给朝廷运漕米任务的。这些商人反正也确实可恶，逐利贪心，每年粮食收获季节，都会极力压低粮价。

    松江府的工商业确实在发展，但这些乡绅阶层们，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利益受损。

    如果没有东洋麦、南洋米，他们当然是支持松江工商业发展的。

    大量的人进入城里做事，需要的粮食也就增加。工商业发展，白银多，需要的粮食又增加，粮食当然是涨价的。

    问题是，大顺航海术的发展有些快，二十年时间已经打破了“千里不贩籴”的规矩。工商业是发展了，可是运输业也发展了，粮食价格不但没涨，反而落了一些，维持在一个八钱到一两的空间内。

    着实难受。体面的生活也日益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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