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君心难测，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

    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哎，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

    毕竟，对皇帝来说，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真正威胁的，是黄河决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觉得,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猪狗，这种事很正常，变种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断，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明末混乱时代,农民、贱民、矿工等,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开始，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

    心里嘲讽说，皇帝的脑子，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死前发個轮台诏，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让太子去做“好皇帝”。

    这当然要嘲讽。

    但到了后面，刘钰越听,就感觉味儿越不对。

    凡事就怕对比，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刘钰觉得,这种类似“放水淹田改稻为桑”的手段，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为了目的。

    关键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

    大部分时候，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立刻露出本质。

    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投入几亿两白银，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实际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的。

    铁路的出现，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

    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实际上，黄泛区——大顺的黄泛区，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

    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这需要大约至少三五亿两、甚至更多的钱，才能解决。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挖黄河的河道,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水往低处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混乱、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那只能说，成本确实大大降低。

    水一冲，死一波、杀一波。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西以铁路为墙、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东以大海为弱水。

    到时候，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

    并且，在铁路出现之后，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这种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论是难度，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简单多了、影响也小得多。

    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可听着皇帝说的那些话，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着实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听来，刘钰的这番话，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

    就刘钰在阜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

    皇帝万万没想到，刘钰竟然说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保守、最为温和的办法。

    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温和，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

    说温和，那自不必提，确实温和。

    说保守，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并且，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

    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刘钰说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

    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让皇帝有些诧异。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的黄河问题，就是一滩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

    庙堂边缘、江湖深处，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只能空喊。

    庙堂之高，谁敢抗这个事？谁又想抗这件事？

    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而是问道：“以爱卿之见，此番印度、欧罗巴事，是必胜之战？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前所未有地郑重道：“回陛下，臣昔日顽皮，得陛下垂青。彼时军改时候，臣便说，要做到纵无能之将，而有有制之兵，成不可轻败之事。”

    “再者，臣自编练海军起，便言南洋、印度诸事。为此事，已然谋划二十余年。”

    “期间下南洋、迁锡兰、乱荷兰、变罗刹、盟法国，皆为此事。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臣就说，欧罗巴各国的矛盾没有解决，只是谁都打不动了的休战，早晚还要打。枢密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英人有多少舰队、有多少船、殖民地的情况、民心……英人的财政、利息、关税……法国在加勒比和印度问题上的选择……等等这些，枢密院搜罗的材料，汗牛充栋。”

    “枢密院只是定战略，打与不打在陛下。而前线厮杀，在将士。”

    “本朝将士用命，训练有素，以一敌一，六成可胜。但于印度，可能以十敌一，臣实不知怎么失败。”

    “至于参与欧罗巴之战，只要海军出动，扰乱其贸易、联法海战，拖下去，英国必败。”

    “是以，臣在枢密院，整日不过看书消遣，无所事事。只要陛下圣裁不变，坚定打下去，谁坐在枢密院，结果都一样。”

    “黄河事，既无人肯碰……臣，请，卸枢密院之职，以国公之爵，便宜行事，出镇禹贡之兖州。”

    话止于此。

    意却不尽于此。

    皇帝饶是满身的法力诈术，这辈子也见多了朝中争斗，还是被刘钰的这番话给弄的不知所措了。

    刘钰这是找找死？不想活了？疯了？还是……还是说绝望到要自杀的地步？

    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想法，飞快地在皇帝的头脑中旋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刘钰的话茬。

    哪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哪怕他也经历了改革和守旧的二十年争斗。

    显然他从未想过，会有臣子，真的会把这番话讲出来。

    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刘钰请求出镇兖州，要来担起来黄河事。

    而做这件事，是必死的。

    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民心上的，亦或者是任何方向，都是必死的。

    或者说，除了皇帝做这件事，其余任何人做这件事，都是在求死。

    包括太子。

    以往的任何改革，总还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损。

    哪怕是被骂了数百年的王安石变法，总还算是毁誉参半，还留了一段“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的话。

    但这件事，只有骂名。

    在朝中，几乎必然是“烹弘羊、天始雨”的情况。

    在民间……

    如果发生了洪灾，黄河已经决口了，上千万百姓被淹、数百万百姓衣食无着的时候。这时候，皇帝大力赈灾、官员全力以赴，皆得千古美名。

    而现在，事还未发。

    不提河道变革后的各种零碎的、分阶层的影响。

    比如对商业的影响、盐业的影响、农业的影响等等。

    只说个最笼统的。

    好好的过了四五百年，从来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也不用承担修黄河大堤的悲惨，更不用提心吊胆地担心黄河决口……

    却有人要把黄河走山东。

    任何一个山东的百姓，都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

    黄河是啥好东西吗？

    至少在此时的民间看来，黄河就意味着灾难，而并不意味着肥沃的黄河水。

    意味着要出徭役去修黄河堤。

    意味着要面临着黄河泛滥决口的危险——基本上，一年一泛。

    意味着要淹没祖坟，淹没仅有的家产，自己要背井离乡。

    谁让黄河走山东，除了老天爷这种不可抗力，于此时……没人会立生词，只会立一个跪像，跪在黄河大堤上。

    至于刘钰在山东的名声……刨除掉受益的莱州、登州沿海地区。这么说吧，运河沿岸，不知道多少人骂。

    刘钰可不止是毁了一个淮安、扬州。

    随便举个例子，临清城。运河漕米改革之前，20万人口的大城，短短十几年间，剩下了八万人。

    曾经鼎鼎大名的临清关，曾经的山东排在前列的大城，曾经整个山东算是粮价最便宜的地方，因为改革，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

    临清官道柳，采掇有饥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