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切不变，那么很多问题也就暴露不出来，即便说有人给出了正确的道理，却也没法验证，尤其是关于成百上千万人的事。

    而刘钰当初说的一些话，如今一一验证，也叫大顺的许多人，有了一个明显的、适合的观察对象，研究工商业发展到底需要什么。

    这些年，交通、物流、运输方式的变化，可以说，对松苏和山东的影响是最大的。

    大到山东连续爆发了几场大起义、以及西部地区的工商业显著萧条……甚至萧条的一些西部运河富庶县都好几年没有士绅商贾出钱修县志的地步，而之前运河没废之前那里的县志可是年年修的。

    整个山东的经济格局，全都被改写了。

    这也使得大顺的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些事：在不考虑动一些基础的诸如所有权等基础上，到底是什么对工商业的发展影响巨大？

    是各个州县的百姓的性情、习惯？

    是各个州县官员的能力、本事？

    亦或者，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甚至不如简单至极的“交通”二字？

    而一旦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便有更多的问题等着去考虑、讨论，尤其是面对二十年内山东经济格局的重新改写……而且是特别剧烈、肉眼可见的这种剧烈的改写，不免是要让许多人思考的。

    有时候，或许会说，经济学有时候像是先射箭后画靶子。

    但有时候，又并不是。

    而经济，政治，又是不分家的。

    刘钰听到这些官员们在谈关于经济、工商发展的见解，却笑了笑，摇头道：“今日我倒并不是想说这个，或者说……这个本就不必谈。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已然足以说清楚了。”

    “你们也知道，我是少谈义、而多谈利的。”

    “先秦先贤，有人言：交相利。他们也是谈利的，要以交相利而大利天下。”

    “太史公，也是谈利的，所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但既说利，或者说，利天下……”

    “那么，这天下到底该怎么算？”

    “世上，没有变法，能让所有人都受益，至少现在没有。哪怕是技术上的，你做出个更好的东西，便可能叫一些原本从事这事的人无业为生。”

    “仅以山东为例，这些年的变革，可谓是彻底毁了鲁西、鲁北、运河沿岸。但同样的，又肥了胶东、沿海。”

    “所牵连的百姓，两边各有千百万。”

    “既然说，变法有利有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那么，真得有个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有些变法，是利天下而损一些人；有些变法，是损天下而利一些人。”

    “那么，这个标准该怎么算？”

    “我是不怎么学周礼的，所以这些事就和周礼不同。按照周礼去变法，接近的便好、远离的便坏。”

    “可按照利去变法，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受损，那么就算以‘利天下’为正确。那么，又怎么评价那些是利天下、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实损天下呢？”

    “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些年的变法，利益受损的百姓，从运河到两广，所受损者不下五百万。你们觉得，这些变法，是有利天下的吗？”

    虽然谈利，但大顺毕竟还是个讲传统的王朝。哪怕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最起码在道理上，那也不能直接说为了充实国库，而是得说这是符合利于天下的、或者贴近周礼的。

    实际上，大顺可能已经没有机会走“托古改制”的道路了。换句话说，修改儒学经典、乱解周礼制度，从而让“变法”获得“贴近圣人”的合法性，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看似刘钰在谈“利”。

    实则，其实是在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后，询问一下这些被他潜移默化并不太深的大顺官员一些事——是否具备了一种隐约的进步的、或者解放生产力的三观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些事？

    因为，至少就刘钰这些年做的事，如果想要获得“正确”，那么只能依靠唯生产力的评价标准，才能轮得到一个“对”字。

    既不符合复古儒学、不符合周礼制度、不符合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下的天然正确、更不符合之前的儒学体系，那么，怎么才能说这些年的变革是“对”而不是“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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