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按照这种抽象的人性观，去琢磨“人类的未来”，基本上就类似于在一道题上打对号、打叉号。

    一夫一妻？符合人性，肯定是永恒的人性，对号。

    唯利是图？这不符合人性，至少不是“理性王国”，叉号。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明显不对，叉号。

    资本投入实业获得利润，以利润推动实业发展？明显好，对号。

    平等？符合人性，对号。

    博爱？符合人性，对号。

    仁义道德？符合人性，对号。

    既然说，抽象的人性，是避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离开人的社会发展，抽象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学说。本质上，算是对“宗教”、“上帝”、“神创人”的一种延伸。

    人对“道德、真善美”的标准，其实是亘古不变的。

    而启蒙运动的核心，又是理性，是用理性冲破宗教的桎梏。

    由此，又衍生出把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

    于此时，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

    资本主义吓不吓人？

    吓人。

    那么，为啥吓人？

    显然，是因为人类的“迷悟”嘛，把错的当成了对的、把坏的当成了好的。

    所以，只要解决了这些“迷悟”，资本主义这么吓人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人人都讲仁义道德，都是好人，不要迷悟、不要走偏了，那这不就是世界大同了吗？

    这和生产力有个吊毛的关系？和人类历史发展有个吊毛的关系？这么看，别说前工业时代，就是奴隶时代，只要能达成人性、不“迷悟”、达成永恒的正义，完全可以“社”嘛，达成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在本质上，和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梦想，没啥区别。

    无非，一个的生产力基石，是工业时代；另一个，是青铜铁器时代而已。

    毕竟，哪怕儒生，也不是空谈仁义道德，也是编造过一整套《周礼》制度，空想着指导社会运转。

    而圣西门主义，在这个时代，造出一套“实业制度”，也正常得很。

    由此，也就产生了刘玉所谓的大顺实学派的大毒草“歪经”里的最后一环。

    大顺是科举制。

    圣西门主义是精英主义。

    科举制不就是选拔精英人才的吗？只不过，时代变了，现在的精英，应该是懂外语的、懂地理的、懂工业的、懂技术的。

    实学派觉得，我们取而代之，则大妙。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而你们应该让位子了。

    同样的。

    三代之治、大同之世，也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形、永恒的正义上的。

    无非，就是你们那老一套的《周礼》，里面没说蒸汽机、没说纺织机、没说铁器牛耕、没说高炉铁。你们那一套过时啦。现在，要靠“实业制度、银行调节”为政策的新《周礼》啦。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大顺的“意识形态”问题。

    即，大顺开国，用的是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

    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走到陈亮、叶适那一步的时候，就有绕回了“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问题。

    叶适解不开这个结，于是最后不得不绕回“复礼”的制度化运转这一步：既然走由外而内这条路，周礼、六艺，就是“外”的最终标准。

    练外功，能不能练出来内功，并且确保这内功，是正派正道？

    万一练偏了咋整？一身外功卡卡一顿练，最后练出的全是魔功，这不扯犊子吗？

    这是朱熹和陈亮互撕的根源，你陈亮说要富国强兵，那么你富国强兵的外功练到了极致，你确定这是正道？金人虎视眈眈，你说富国强兵、由外而内，道统不绝，那他妈的万一金人获胜，国祚延续，国家富强，那你这意思，金人也有道统呗？兄弟，你听我的没错，就说三代之后，道统已绝，大家都没道统，金人就算赢了也没道统，道统在咱们读书人手中，咱们随时还有以“复道统”为大义的主动权。

    既然这个问题绕不开。

    那么，叶适也只能走回“复礼”的制度路上：你看，夫子把制度这一套外功，都写的清清楚楚了，就在《周礼》里面，制度、官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等，圈套的。咱们只要按照这套外功练，难道还能走偏吗？

    延续到大顺，到颜李学派这，也是卡在了这一环。亦即“由外而内”的这一环――颜元、李b，是让弟子学“艺”，别鸡儿先去读经，只要把六艺精湛了，由外而内，正道自生。

    这才有了开国初年，理学派狂喷颜李这一派，说他们“不知道往哪走，就先把车造出来了，使劲往前奔，这不是瞎走吗？你不先内，你知道你该往哪走？你都不知道你该往哪走，你学艺，‘造个车’出来，到时候方向跑反了，那不是距离正途越来越远吗？”

    这也是为什么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伪书考证”问题时，牵扯到周礼、尚书等是否是“后认杜撰”的考证问题后，颜李学派这些人如此的激动、反对、争论。

    就源于这个“由外而内”的问题。由外而内的基础，是得有《周礼》、《尚书》等这些上古典籍的“制度”。

    最终是要通过“复古时制度”，来达成外功练的是正道的最终目标的。

    如何保证“由外而内”练的内功不是邪路这个问题，是大顺学了宋儒永嘉永康学派，在解决了“夷狄之辱”问题后的治国过程中，一直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即卡在对理学“破而不立”这个尴尬意识形态构建场面的根源。

    为啥当初选永嘉永康的学问？

    答，这是战斗的学问，是靖康耻之下催生的的学问，是符合前朝末年现实的，是大顺拿大义的。

    拿了之后，到治国的时候，这玩意儿，都知道“霸道太重”。现在东虏已废，这种“霸道太重”的学问，怎么能作为正统呢？

    当然，既然当初选了，那么现在，对大顺而言，实际上在“克己”还是“复礼”的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更接近大顺意识形态的，是“复礼”。

    克己，uu看书然后复礼。由内而外，是一条路。

    复礼，由外而内，制度构建，从而内外一致而复礼，最终自然克己，由外而内，又是另一条路。

    也即是说，大顺自开国之初为了拿“大义”而选的意识形态，是着重“外”的。

    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之下，在蒸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即便是实学派，也急需一个“成体系的外功”。

    这个“外”，要和周礼类似，是一整套制度，法规、政策、所有制、甚至连利息多少都要考虑在内的。

    故而，非常符合大顺实学派、又和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贴近的、空想的“圣西门精英实业主义、加强力银行向实业倾斜抑制兼并、从抽象人性的仁义道德和永恒正义出发的美好社会构建的圣西门空想社”，也就很契合地成为了大顺实学派这一整套【歪经】的最终“终极未来”。

    现状解读、工业化生产力的未来理解、再加上空想社的终极未来，这一套歪经，亦算是有头有尾、人亡政不息、门徒有信仰、政策改革有目标且是可以根据“经书”推出来的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