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此时正在巴黎的拉格朗日，写了著名的论文《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大顺科学院这边也出了论文，《关于级数的收敛性，以及关于某个两不同函数有一个共同幂级数的特例以反对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研究》。

    这两边对喷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此时世界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跟不上节奏的大背景。

    去年，法国科学院在天文学上的获奖论文是《基于数学原理的宇宙星云说》；大顺这边天文学的获奖论文是《论非理想状态下的行星受摄运动的轨道方程公式——由月球轨道运行受地球形状与其余大行星和太阳引力影响下的轨道长期差问题、和航海年历导航下月球轨道计算精度问题所引出的思考》。

    相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

    此时的社会科学，则像是一个婴儿。

    或者说，这是一战结束、刘钰跑路之后二三十年的一个世界背景：

    数学和理科，已经在开始讨论星云说、三体问题、解决微积分逻辑危机了。

    社会科学，才刚刚呱呱坠地，甚至刚开始哭唧几声。

    技术制造和应用，则是工匠、手工业者，爆锤专业科学家。从当初的经度法问题上，钟表匠战胜了伽利略牛顿欧拉；到纺纱机，没学过理科数学也不懂微积分的工匠搓出来的纺纱机，对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影响竟似乎暂时看起来比那些都已经在考虑级数收敛性的科学院成员要直接且大得多。

    这也是世界背景的一部分。

    或者说，这也是此时的一种社会现实。

    这种社会现实、社会存在，自然会催生出一种符合这种现状的一些思考，或者说一些在这个时代可能具备“显学”资质的意识。

    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

    首先：

    基础科学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对宇宙都已开始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已经基本被理论解释清楚，让很多人普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尤其是刘钰搞得一些“先知式的科学结论”，比如生物学、化学这些东西的，更是以一种远超原本历史这个时代的速度发展着。最起码的豌豆故事，历史上要到1900年才开始真正具备影响力；而此时，刘钰不是那个人微言轻的孟德尔，也没有“点背”到遇到《物种起源》这种在基督教世界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和大量关注的事对冲导致关注度不够，自然很快全面铺开了影响。

    再比如植物生长的化肥问题，以及空气中氮气问题，以及电学的起步等等、等等。

    故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普遍相信：人类，将来会更好。

    会把这些走在应用前面的理论科学，用在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上。

    也即，从纯粹技术的角度看：未来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饱穿暖的。

    这种纯技术的观点，甚至影响了大顺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这种背景下纯技术观点的一种体现。

    其次：

    技术、机械等，此时，还不到必须要大量资本集中研发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阶段。

    相反，钟表匠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航海术的航海钟；纺织工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纺织业的纺车；法国工匠，也能搓出来蒸汽汽车……

    总之，资本与技术发明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密切。

    仿佛，一个天才的想法，就能改变世界；一个工匠，可能凭借一种发明，瞬间成为技术领先的资本家完成阶级跨越……

    人，或者说，技术，甚至可以和资本没啥关系。人，尤其是独立的、自由的、一个个的人，无限可能，说不定哪天就可能纵身一跃。

    这，会产生很多的、至少此时看起来正确的想法：精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会让你今天还默默无闻、明天则名声、票子、妹子，一应俱全。

    再次：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工厂制等，已经在一些先发地区建立起来。

    新技术的应用、新机械的使用，无疑生产出了更多的、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产品。

    或者如宣言里那句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虽然此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已经开始展露峥嵘，彰显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但是，阶级间的斗争，在此时，更多的，表现在旧时代的毁灭，而不是新时代的无法解决的固有危机。

    或者说，在此时、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那种固有危机、内生问题，还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问题。

    反倒是，对旧时代的毁灭，原始积累的罪恶，叫上个时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恒的正义”、“永恒的仁义性善”之类的方式看问题的人，产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小农破产、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贫困的加剧、原本城市的中产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厂的商品冲击滑入赤贫。

    技术的进步，按说应该是世界更美好、人们会过的更好才是。

    但在这个过渡期，尤其是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破体而出、并且要杀死旧时代的阶段……只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毕竟，旧时代还未死，而绝大多数人还是旧时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起来仁义道德的”反动思潮。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反动”，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当显学。

    至少在此时的大顺，这几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主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暂时还没资格出现这个问题。

    “反动”的学说成为显学的条件，显然是“进步”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并且开始对旧时代产生威胁、且已经实实在在制造了新问题，才有资格出现这么一个“几乎必然”的阶段——以仁爱、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善良、人性等为出发点的反动社。

    一方面，是大顺的农业生产力过早的发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达成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亩产而导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这些思潮，主观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了多数人”。

    但客观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空想。对于社会未来的构想，只是把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财产的平等占有）为社会变革的直接目的……】，即资本主义发展期的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的一种反动。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幻想着不要出现剥削和两极分化的那种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基础的私有制，从逻辑上就陷入了一个需要“机械降神”的死循环中，因为这一套东西，所有制和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而私有制纯粹是一个意志的结果，而意志的结果意味着需要一个名为“守护私有制；但又不准兼并、不准压迫、不准剥削、不准低买高卖、不准投机、不准赚超额的利润、不准囤货居奇”的神明来守护这种意志在现实得以实现。

    要么：

    鼓吹性善、鼓吹爱、鼓吹仁义道德。

    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起劲地咒骂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使小生产者、小农等破产。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无代价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困者，甚至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

    要么：

    则陷入一种【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某种必然。

    于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最后：

    则是大顺这种历史上有个盐铁之争、官营、管控、均输、轻重等早期思辨的国家，则很容易产生一种批判的空想。

    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发展实业、解决新时代体系下生产无序等问题，等等。

    依靠科举制所衍生出的“选拔精英治国”的精英主义；继承传统的官山海、轻重术衍生出的“指挥棒来指挥生产”的设想；重农轻商传统下对生产和实业的重视衍生出的实业发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顺实学派所谓的三歪经之一的……圣西门主义。

    这个历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响了法国三十年的、一等一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