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同样不好答，以至于，杨杰听完之后，额头上都渗出了丝丝的汗水，不过，他到底并非平庸之辈，略一思忖，便道。

    “陛下明鉴，草民求学时，曾闻儒法之争，绵延千年，草民不才，略有所得，贸然言之，请陛下恕罪。”

    “法家以法治天下，儒家以德安社稷，其所为者，皆以安定天下，保重社稷为目的。”

    “然二者所不同者，便在治国之道也。”

    “法家以制度，法令为先，商鞅变法之时，曾有一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不可谓不公正，然秦法严苛，民怨沸腾，以致二世而亡。”

    “汉代之秦，首推黄老，后尊儒术，果天下大兴，然至前宋，儒门大兴，文驭于武，却有澶渊之辱，南迁之祸，何者？”

    “皆因治国之道，未有万世不易之法，法家求公正，儒家重仁恕，二者皆为煌煌正道，用之适宜，则国家兴盛，用之不宜，则为取祸之道。”

    “故以儒法之用，无一定之规，陛下圣明英断，为千古圣君，当取公正乎，取仁恕乎，存乎陛下一心，为社稷故，儒法皆为国之正道，此草民浅见也，请陛下垂训。”

    显然，杨杰是打过底稿的，不然的话，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不可能如此清晰条理的说出这番话来。

    但是，无论是否有过准备，都不重要。

    朱祁钰望着眼前的年轻人，神色有些复杂，片刻之后，他轻叹一声，道。

    “说得好，甚合朕心，但是，杨杰，你可明白，你这番话，若非说与朕听，换任何一位天子，必将你当场诛之！”

    要知道，儒法之争，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尽管历代帝王，治国之时都不可避免的会引用法家的做法和思想，但是，却没有人会将其宣之于口。

    因为，做是一回事，说又是另一回事。

    时至今日，儒家思想，早已经是朝堂上的主流思想，而事实证明，儒家的仁恕之道，也的确对治国理政是最有用的。

    至少，比纯粹法家的严刑峻法，在维持社稷稳定上，要强得多。

    但是杨杰的这番话，却推翻了这种主流的看法。

    在他看来，无论儒家法家，讲仁恕还是讲公正，最终的目的，都是以社稷为本。

    换而言之，用儒用法，要视情况而定，这种言论，放到朝堂之上，必会被群起而攻之。

    要知道，学术之争，从来不比战场上的双方要更加轻松。

    不过，对于天子的这番“威胁”，杨杰心中虽然紧张，但是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拱手道。

    “正因如今天子乃是陛下，草民才知，陛下乃万事以社稷为重之圣天子，故此，方敢发此肺腑之言，陛下圣明，当知草民之心。”

    这番话，算是小小的奉承了一下朱祁钰。

    但是，朱祁钰却没有被杨杰这缓和气氛的手段打动，相反的，他依旧认真的望着杨杰，开口道。

    “不，你没有听明白朕的意思，你今日的这番话，除了朕之外，换了任何一个人听到，你都难逃死罪！”

    杨杰额头上冷汗津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是说错话了，虽然还没想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他也不敢迟疑，立刻跪了下来，道。

    “陛下，草民知罪。”

    朱祁钰摇了摇头，口气认真却平淡的不容置疑，道。

    “不，你不知！”

    “治国以仁以德，此圣贤之言，兴盛之道也，朝中衮衮诸公，皆奉之若此，你区区弱冠之年，何敢发此狂悖之言？”

    “莫不如，你比诸朝廷诸公，更胜一筹乎？”

    这话说的有些重，以至于，杨杰心中一沉，连忙再度叩首道。

    “草民不敢！”

    又是轻轻叹了口气，朱祁钰道。

    “杨杰，朝堂之上，多得是聪明人，诸法不用，自有诸法不用的道理，今日之言，朕不追究，但你切记，出得此门，方才之言，一字不可再提，否则招致祸端，朕定不容情！”

    “是，草民谢陛下隆恩！”

    杨杰再度叩首，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几分，当然，心中的疑惑依旧未减，只不过，此刻他却也不敢开口再问。

    因为，他刚刚能够感受的到，某一瞬间，天子对他是真的动了杀意，但是，这份杀意一展而收，以至于让杨杰差点以为，是自己感觉错了。

    有了这番插曲，杨杰不敢再言，但是，朱祁钰却继续道。

    “鹞儿岭一战，你所言不无道理，可这份奏疏当中所言，非同小可，你可知这份奏疏若流传出去，你昌平侯府，可算是将朝堂诸臣，得罪了个遍！”

    要知道，土木之役的是非，早已经有了定论。

    而杨洪的这份奏疏，以鹞儿岭一战为起手，但是实际上，所说的却是土木一战的归因。

    当初，朝堂众臣将土木之败，归于权宦作乱，将怯军弱，贻误战机，以致大败。

    但是，在这份奏疏当中，杨洪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直接的指出，土木之败，败在军队制度废弛，败在朝堂重文轻武，败在朝廷不修武备。

    明里他指责的是三杨对太上皇教导有失，但是实质上，他的矛头直指的是近些年来，朝中打压武将的风气。

    这其实很好理解。

    以鹞儿岭一战为例，若是在出战之时，朱勇能够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那么以他的战略素养，必会稳扎稳打，不会轻敌冒进，以至于有此大败。

    退一步说，即便朝廷体制管着，不可能让主将独掌一军，那么，若是监军大臣和宦官，能够有基本的军事素养，且对领兵大将的命令不横加干涉，也不会有此祸端。

    这一切的原因，往根子上说，其实本质在于，朝廷武将的地位日趋降低，而武将之所以日渐被文臣打压，究其根本，实际上在于，自三杨主政一来，朝堂上长久弥漫的轻视武将的风气。

    永乐，宣德两朝，武力煊赫，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以至于，在三杨看来，大明国威之盛，在军不在将。

    说白了，有大明数百万官军在，领兵大将无论是谁，是否有韬略智谋，皆可战而胜之。

    这种古怪的自信，导致整个正统时代，既对边事充满着自信，又对边事充满着忽略。

    所以三杨在教导朱祁镇时，从不重武略，而更偏文治，所以文臣敢肆无忌惮的打压勋贵武将，所以在土木之役时，满朝上下，都认为朱祁镇虽然胡闹，但是最多就是损失惨重，不至于败。

    然而，事实给了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狠狠的教训！

    所以实际上，杨洪的这份奏疏，鹞儿岭之战，只是个引子，他想要的做的，是给土木之役中的众多将领平反。

    甚至于，再往深了一层说，他这是要，给长久以来，被打压的勋贵武将们，处一口气，争一次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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