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照乘一副心领神会的神情，也不再说话，径直奔回自己的公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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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嗣昌，你如今到底在哪儿啊？”众人都退出后，崇祯皇帝又一次扶案大声问道。

    他猛然站起，拍着御案，在心中悲痛地说道：“襄、洛据天下形胜之地，而襄阳之位居大江上游，对东南有高屋建瓴之势。

    襄王为仁宗爱子，徙封于襄阳，作陪京上游屏藩，颇有深意，今襄阳既已失陷，陪京必定大为震动！”

    他颓然的坐回到御座之上，过了一阵，更觉悲观自恨，他又在心中说道：“朕乃是为天下讨贼，不意竟在半月之内，连失封藩，福王和襄王都亡于贼手。

    难道这是上天厌弃了我家，要借此翦灭我朱家子孙不成，不然贼何以能如此的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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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两日，正在焦急盼望着杨嗣昌消息的崇祯皇帝，终于等来杨嗣昌的监军、大理右评事万元吉的八百里飞奏。

    奏疏中的内容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无异于有一个晴天霹雳：督帅杨嗣昌已于大明崇祯十四年元月初一日的天明之前在沙市口督师行辕中病故，其敕书、印、剑均已妥封，暂存荆州府库中。

    而与万元吉的飞奏同时送达宫中的还有新任河南巡抚高名衡的飞奏，说督师辅臣杨嗣昌在沙市口乃是“服毒自尽，或云自缢”，总之不是尽瘁国事，积劳成疾，因病身故。

    崇祯皇帝现在对于杨嗣昌是又恨又可怜，而对于今后“剿贼”军事又该如何摆布，则更是觉得束手无策，大有无能为力之感。

    他急召兵部尚书陈新甲进宫来商量之后，便传下旨意命兵部右侍郎衔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丁启睿接任杨嗣昌督师。

    因此，丁启睿被升任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又总督湖广、河南、四川及长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更赐给丁启睿尚方剑、飞鱼服及印信诸物。

    崇祯皇帝在内心之中坚持认为，丁启睿虽也稍有些才干，但却决不能同杨嗣昌之能相比，可是他遍观朝廷内大臣，却再也找不出一个可以代他出任督师之人。

    其实，早在杨嗣昌的死讯传入京城之前，就有一些科班言官纷纷上本弹劾他的罪款，但多无实据，崇祯皇帝都未予理会，可如今杨嗣昌死迅传来之后，弹劾攻击他的奏疏更多，每日都有新的弹章送入宫中。

    崇祯皇帝对于杨嗣昌糜饷数百万，却剿“贼”无功，更致洛阳、襄阳接连失守，确实可恨，他一时冲动就下了一道上谕：“辅臣杨嗣昌二载瘁劳，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其议罪以闻！”

    那些科班言官御史们一见这道上谕，对杨嗣昌攻击弹劾也是越发猛烈起来，甚至还有人请求崇祯皇帝将杨嗣昌剖棺戮尸。

    可崇祯皇帝心情略有平复之后，却常常想起当初在平台为杨嗣昌赐宴饯行时，他曾说如剿贼不成，必将“继之以死”的话，余音今犹在他的耳边。

    他向来最恨朝廷上的门户之争，党同伐异，没有是非好坏之分，这种情况如今在弹劾杨嗣昌的一阵风中更是愈演愈烈。

    崇祯皇帝对此很是生气，他命太监传谕六部、九卿、科、道等官速来乾清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