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小北屋开起了‘围炉姐妹会’，杜守义又被赶了出来。他也乐得如此，正好可以研究一下今天签到的真迹。
枯坐了一个下午，杜守义翻遍了所得的一百二十一张王羲之真迹。最后他感叹道：“原来如此！”
一年半以后，随着两块晋碑的出土会掀起一场‘兰亭论辩’。这场论辩在七十年代草草收场，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得出最后定论。
简单讲，郭沫若郭老提出‘晋朝书法’仍处在隶书阶段，而《兰亭序》系后人伪造，伪造者就是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和尚智永大师，也就是永字八法的创造者。
反对者以南京博物馆的书法家高二适先生为首。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书法大论战，具体讲起来可能要水上十几万字，以后有机会...算了，增值太深奥，以后有机会也不说了。
杜守义没详细了解过论辩各方的论点论据，只知道个大概。在看完了全部一百二十一张真迹之后，他明白了，也许高、商二位先生是对的。
单从书法技术角度讲，问题可能出在了王羲之自己身上。他的字太好，在行书上步子迈得太大，扯到后人蛋了。
书法作品形式无非手札、手卷、册页、条屏、中堂，尺方等等几种。
晋朝是个崇尚随性自然的年代，在书法上，对精悍短小的手扎尺牍尤为偏爱，认为这就是书者自然天性的表露。
这与后世的书法作品喜欢写大字，以平方尺来论截然不同。当然，这和造纸术的发展进步也有很大关系，以后有机会再聊。
晋人喜清谈，讲究出世、潇洒、飘逸，品性要超然于世。简单讲就是爱装叉，爱浪咯哩浪。所以在他们的手札尺牍中多以行草为主。
因为这种社会风气使然，晋朝的楷书还没完成最后的技术闭合，‘楷法’还没最终成型。但王羲之的行书却反而走到了前头，楷则完备，笔法结字已经成熟。
这其实不奇怪，楷书、行书本就没什么‘传递’关系，它们是同时产生于隶书，各自独立发展的两枝。
就像隶书同时生了两个儿子，行书这个儿子发育的快了一些，而楷书这个儿子直到一两百年后的隋唐才真正‘成才’。
不可思议吧？但历史自己会说话。行书‘二王’是东晋的，楷书‘颜柳欧’却都是唐朝的。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晋唐不同的书写习惯，同样也放到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聊聊。
总之，让行书超级生长的就是王羲之这一代人。甚至是他一个人带动了一个时代。这位有点书法界乔布斯的味道，超越同时期书法家太多了。
王羲之在最早的《姨母帖》中还带着隶书笔意，这才是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写的行草。
从《姨母帖》之后，大王作品中的这种隶书笔意消失了，具有完备‘楷则’的行书在他笔下出现。他太先进了，先进到了在后人眼中显得不真实，就像王莽的游标卡尺般可疑。
再看看《青李来禽帖》，那是王羲之晚年写就。也是书圣最最自然的状态。
悠游林间之余，随便给小辈写张条子，所以这张帖返璞归真，书意古朴，看着有点怪怪的。乍一看，你无法把它和《兰亭序》联系在一起，就像两个不同的人写得。
但这就是书圣最最自然的状态。也是当年‘楷隶行草’并行共存的书法状态，是‘书法大时代’的开端。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苹果一二刚出现时手机界混乱的状况。回过头去看，书法史和手机史上的这一段真是一摸一样，包括以后的发展都一样。历史有时候真的是很顽皮，一样的过程，他换了个背景又重新演绎了一遍....
当然，后世有种说法，是王羲之改良了钟繇的笔法，创造了‘今楷’。
杜守义想说：请以郭沫若同志意见为准。郭沫若这么大学问家，至少要说对一半吧？
东晋楷书确实仍带着一点隶书的影子。至少在蓝星是这样。
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系统独爱王羲之，却又奖励他赵孟頫的笔意。
赵孟頫师法书圣，其楷书更是名列四大家之一。他的楷书就是对王羲之书法体系最好的延伸和补充。
系统是在用赵孟頫补东晋楷书‘楷则不全’的缺！
当然这只是他的观点，反正他在‘情满四合院’世界，胡言乱语应该没什么问题。
知道是怎么回事，杜守义也不会参加六五年的‘兰亭论辩’。那是顶尖高知们的战斗，他这个小电工完全没资格掺和。不过搬把小凳子，当个吃瓜群众还是可以的吧？
第二天上午，杜守义翘班去了趟邮局，定了《文物》、《少年文艺》、《美术》等等四五本杂志。《文物》是将来‘兰亭论辩’的主战场，其他的就给小北和孩子们随便看看。
回厂半路上还买了两张晚上的话剧票。南锣就是这点好，看戏、看电影、游园、爬山、溜冰，统统都在家门口，方便至极。
午休时他向龚小北显摆了今天的收获。
“八排一座三座，我的运气怎么样？”
第二九三章 《文物》（2/2）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