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官员们对于这篇流传出来的所谓国书也是各执一词。

    毕竟陈健是上杆子攀亲戚，一直攀到了商周时代，既不能说假，又不能证明是真的，殷地安否之类话听起来还是挺好听的。

    而这门亲戚又没有法理上的争端，对于开国太祖也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又说得国之正无过如此云云，这也算是亲戚的认同。

    而且官员们也是一群喜欢谈论高尚和道德的人，既然谈到高尚与道德，官员们又不得不接受陈健等人在泉州救灾、备荒之类的事，总不好一棍子打死。

    面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所以即便国书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也还是混得一个虽非贡夷亦非逆种的相当不错的评价。

    朝鲜国是孝子，日本国是逆种，夹在这两者之间，可谓不上不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往上，那就是远亲；往下，那就是夷狄。

    只不过这八个字的评价整体来看正朝着不好的那面倾斜，而且是多方势力联合起来的反对，包括那些原本不太可能联合在一起的人，此时也联合了起来。

    比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他本计划着靠着历法天文的手段来获取皇帝的认可，从而可以方便传教。靠着数学、工程学之类的书籍交好士大夫，只是为了最终目的的第一步，而也唯有如此才能迈出之后的几步。

    然而利玛窦本身也不是个正式的天文学家，数学水平比起陈健派去北京的正牌的搞天文历法的还是要差一大截。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双方会面几次，也都知道了各自的水平，自然引发了耶稣会的恐慌。

    天文历法是他们可以打开门路的唯一机会，比推测日食利玛窦自觉也就能打个平手，并不能占据全面的优势。论推算历法，这群人的水平也不低，测纬度和依靠一些天文记录的记载反推经度的数学水平也有。

    更让利玛窦感到不安的是陈健手绘的一副大致的明朝地图，至少沿海地区山东半岛之类的地形画的那是相当标准。去北京的那十几人以为是陈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利玛窦以为是这群人自己画的，因此出现了极为尴尬的场面。

    尴尬之后便是愤怒，这群人持的是日心说的观点，而且颇有初级无神论和泛自然神论的观点。这是比异端更可怕的怪兽。

    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论起科学水平此时也就属利玛窦最高。而陈健派去京城的那十几个先行者，都是靠着自己的关系和声望千挑万选出来的，各行各业都有，俱为一郡之俊杰，有几个又是跟着陈健接触了数年新事物的人，思辨水平也不低。

    这些人人数又多，更是有心算无心，掐准了国本、内监、彗星这几件的机会，可以说一来京城就取得了比利玛窦活动多年还要巨大的影响力。

    影响力太大，未必是好是坏，在利玛窦看来，这些人至少也能取得自己觐见万历皇帝那样的机会。

    实际上他想错了，如果这是私人行为，或许真有机会觐见，甚至可以出任钦天监的官员也未可知。然而这群人不是私人也不是教会，而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正使还远在福建海外，不管怎么看都没有直接觐见的可能。

    若论礼物，利玛窦靠着一些精巧事物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夸赞。可这群人带来的礼物比他自己携带的可要多得多，而且论起精巧来更是不低……

    可以说利玛窦此时感觉，这是他来中国之后面临的最大危机。本身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想要立足就很难，这个国家从汉末五斗米和黄巾起义开始，就对宗教这东西防范极严。灭过佛、贬过道，至今白莲还在闹。

    这群人又不谈宗教，只是祈求贸易，靠着庞大的财力支撑又在泉州救济灾民，而且根据泉州知府送来的消息这群人很知道进退，救济的时候也都打着大明官方的旗号，并没有任何不法之事。这一点就是利玛窦比不了了，而最大的依仗天文数学更比不了，可以预见危机之深。

    ……可以说，这一次闹出的轩然大波得罪了太多的人，固然声势浩大引起了许多震动，可也埋下了被人反对的伏笔。

    但这一切不确定的因素，终于在七月中旬变得清晰起来。

    御马监提督太监刑洪出面，邀请在京城的这些人带着火器和燧发枪的演练之法，前往沙盘之中教授近侍使用操练。

    同时，所携带的一些礼物也需要在内官面前演练，以便这些内官能够学会后呈献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