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承乾离开之后，薛琰在家里担心了好些天，他甚至都做好了，一旦太宗皇帝龙颜大怒，让他人头落地，就再穿越一次的准备。

    倒不是薛琰以小人之心多君子之腹，关键是，这次他极有可能惹恼的可是华夏历史上，厚黑学的集大成者。

    后世之人都说太宗皇帝是一代圣君，就像人们都说隋炀帝个昏君一样，剥开历史的迷雾，再去分析的话，往往能够得到不同的答案。

    薛琰前世是个爱较真的人，所以经过他的分析，人们交口称颂的太宗皇帝，在他看来，却并非那么完美。

    首先，太宗皇帝身上有一个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那就是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他一箭射死了自己的亲哥哥李建成，并且纵容尉迟恭射死了他的亲弟弟李元吉。

    同时，太宗皇帝还派手下杀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结果还是因为尉迟敬德竭力反对，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当尉迟敬德带着士兵来到武德皇帝李渊身边的时候，武德皇帝的命运也已经确定，三天后，太宗皇帝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两个月后，武德皇帝退位，太宗皇帝登基。

    在登基之后，太宗皇帝做过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修史，所谓的修史并不是命史官记录前朝历史，而是命令史官交出起居录，要求亲自查看。

    后世人们所知道的，李唐皇朝的建立，几乎都是太宗皇帝一个人的功劳，甚至连武德皇帝起兵，都是太宗皇帝撺掇的，但事实上，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

    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太宗皇帝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太宗皇帝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按照太宗皇帝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太宗皇帝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皇帝的精心策划，而武德皇帝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这样，太宗皇帝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太宗皇帝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在太宗皇帝的授意下，史官们把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后世的欧阳修说太宗皇帝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

    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

    太宗皇帝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

    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希望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

    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

    可以说，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太宗皇帝这里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

    当然，违反史学制度，擅自查看，更改起居录，只能说太宗皇帝私德有亏，然而，可以营造自己虚心纳谏的好名声，则是真正的厚黑之道了。

    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太宗皇帝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太宗皇帝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

    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太宗皇帝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

    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皇帝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皇帝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

    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所以说，“虚心纳谏”的太宗皇帝，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太宗皇帝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

    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皇帝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

    太宗皇帝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纵观贞观一朝，不难发现太宗皇帝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皇帝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

    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太宗皇帝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

    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太宗皇帝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

    薛琰对李承乾所说的那些话，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他褒奖前隋炀帝，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李家得皇位不正，这等罪名，就算是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薛琰还真的害怕，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表彰他一番，然后找个机会，就将他给KO了。